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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选择遗忘——十年读书小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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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的某个下午,一辆小卡车来到38楼,拉上我以及我的书进入社会。就如同每次搬家时不得不搬运笨重的一箱箱书一样,当我试图去回望过去十年时,首先跃入眼帘的还是书,不是在读就是在编。

 

1997  关于生命:《穆旦诗全集》

 

中国文学出版社,这是一个已经进入历史墓园的名字。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这家以对外宣传灿烂中国文学为己任的出版社,它能够值得我们为之攥写墓志铭的价值,不在于钱钟书、冯亦代、杨宪益等一代大家曾工作与此,而是它曾出版过一套20世纪桂冠诗丛,其中最具分量的一本是《穆旦诗全集》。

 

在听孙玉石老师讲《诗八首》之前,并不知道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名叫穆旦的诗人。读过穆旦的诗歌之后,徐志摩、卞之琳等现代诗人便黯然从我的阅读视界里消失了。第一份工作带来的惊喜是,可以得到一本《穆旦诗全集》。由此,我读到生命。那一年,我跨出象牙塔迈向大世界,不但处于两个世界转变的焦虑中,而且接受失恋的煎熬。

 

那首《出发》在很长时间里主宰了我的精神世界:而我们是皈依的,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1998  关于职业:《我与兰登书屋》、《编者与作者之间》

 

对于自己从事的职业,我心怀愧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竟然把出版和新闻混为一谈。《我与兰登书屋》无疑是一本最好的解释出版这个行业的书。任何人看到兰登书屋的书目,都会惊叹于其强大的作者阵容。这都始于一颗热爱出版的心——创始人贝内特·塞尔夫。

 

正是这种热爱,他能征服肖伯纳、刘易斯、福克纳、奥尼尔等诺贝尔桂冠作家,也能宽容葛特鲁德·斯坦因这样的个性女作家,还有能有勇气说“每一个称职的出版家都必须出版诗集”。塞尔夫用一生描绘了一个有尊严、责任、有趣、宽容而又有所得的行业。正因如此,我开始热爱这个行业。后来,又读到兰登书屋的老编辑康明斯的回忆录《编者和作者之间》,更让人完整地看到世界上最好的出版公司的脚印。

 

1999  关于唯美:《美的历险》、《王尔德全集》

 

《美的历险》展示一个“为了艺术而艺术”的年代和一群“审美的人”。从莫里斯、罗塞蒂到比亚兹莱,从波德莱尔、戈蒂耶到王尔德,每一个人都用生命的代价在诠释美。尽管这场运动的结束多少带着悲剧的色彩,投身于此的每个个人几乎都悲伤离场,但是,它曾抵达的美的巅峰至今让人仰望。

 

同时,作者冈特还展示了即便是艺术史,也可以写的如此有趣。《美的历险》一度让我对唯美主义疯狂迷恋,同时,对此后编辑《王尔德全集》帮助不小。

 

2000  关于回忆:《流动的圣节》、《画布上的泪滴》、《老式汽车带你回家》

 

有人说,海明威最好的作品不是小说,而是回忆录《流动的圣节》。在全文最后,他写道,“假如,你有幸在巴黎度过青年时代,那么在此后的生涯中,无论走到哪里巴黎都会在你心中,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这是描述巴黎最经典的一句话。“流动的圣节”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种译法。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用两根手指把薄薄的小册子从两千册旧书中轻轻拈出的狂喜。这大概也是一种膜拜。

 

《流动的圣节》同时也成就了塞纳河、咖啡馆、莎士比亚书店等文化象征。毕加索情人、画家拉波特《画布上的泪滴》同样也是关于巴黎的回忆。尽管时间把所有人推进了新世纪,但是阅读使我们更加怀旧。我出版了《老式汽车带你回家》,这很大程度上是告别青春的祭礼。

 

2001  关于高度:《特朗斯特罗姆诗选全集》、《耶路撒冷之歌》

 

已经不能言语的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出现在北大的时候,西川、藏棣、王家新等中国当代一流诗人都用朗诵老诗人的诗作来表达对他的敬意。布罗茨基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却坦称曾剽窃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意向。让我们读读这些精炼深邃的诗句吧:“玻璃般穿行透明的岁月”、“醒悟是梦中往外跳伞”、“我在燕子中睡去,我在老鹰中醒来”……

 

这位一共仅有163首诗歌的老人向人们展示了诗歌可能的高度。因为瑞典人,对于诺贝尔奖他只能处于永远的等待中了。而另一位直至去世也未能等来诺奖的诗歌巨匠是以色列的诗人耶胡达·阿米亥,他的《两点之间只能经过一条直线》一直是我最喜欢的诗作之一。

 

2002  关于童年:《窗边的小豆豆》、《夏洛的网》、《小王子》

 

波兹曼警示人们,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可见,童年是多么的可贵。《窗边的小豆豆》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一个阳光灿烂的童年。这不仅仅是一段回忆,这是一面镜子,能看到在一个功利心蔓延的工业化社会中,没有玷污的童年是如何可贵。

 

同样,我们怀念《夏洛的网》中的蜘蛛夏洛和小猪威伯、《小王子》中的小王子和狐狸。更可悲的是,在这个国度中创作纯正童话的人越来越少了。

 

2003  关于命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快乐的早晨》

 

毫无疑问,对待命运的方式,同样是捷克作家也会有不同。昆德拉有强烈的使命感,要指引人们去思考、去回答,为此,他不惜使用强硬的复调写作方式和非常时期题材。而克里玛则更显含蓄,用平淡的喜剧来表达内心对一个国度的悲哀。两者的差异还体现在中文版的认知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几乎家喻户晓,成为80年代文学青年和21世纪小资青年的必读之物;《我快乐的早晨》几乎销声匿迹,只是某出版社书目上的一份子。

 

不过他们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在特定环境下,命运是荒谬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捷克的非常时期都被禁止出版。

 

2004  关于缺失:《清醒纪》

 

中国当代文学一直陷于现实主义的怪圈不能自拔。题材的雷同,写作手法的单一,小圈子文化,都让人感觉文学界逐渐步入自娱自乐的境地。散文集《清醒纪》出版后,长期被传统文学界、评论界排斥的安妮宝贝开始“解冻”了。《清醒纪》捕捉的是城市中年轻一代的情绪,更现实地看到一个物质时代来临时个人的不安和孤独。这些都很渺小,为很多大作家所不屑。

 

《清醒纪》被热读,是中国当代文学缺失出走勇气的最好解读。一直怀念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文学先锋时代,那时候有余华的《活着》、莫言的《红高粱》、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马原的《冈底斯诱惑》、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现在呢?

 

2005        关于力量:《宠儿》、《爵士乐》

 

因为要出版托尼·莫里森的作品,再次阅读了她的代表作《宠儿》。六年之后再读,比以前更受震撼。这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小说:极具道德杀伤力的核心故事、诗性的语言、丰富的想象、张弛有度的叙述。并且,这还是一部很有阅读口感的小说,普通读者也能方便进入情节。

 

而莫里森最难能可贵的是:她让我们看到了文字的力量。在她不经意的一句话中,凝聚了一个民族几百年的悲哀。当你读着,就会明了:只有黑人才会这么想,只有黑人才会这么说。她的另一部作品《爵士乐》也是如此。莫里森作品的存在对中国严肃写作人群是一种鞭策。

 

2006        关于未知:《保罗·策兰诗文选》、《索德格朗诗全集》

 

这一年,我待岗、上岗、待岗。在经历了十年之后,又面对一个更多未知的将来。朋友说,诗歌经常给我灵感和生活的勇气。所以,我有段时间早上起来也朗诵一会儿诗歌再出门。现在,就让我们什么也不说,安静念几段大家熟知的诗句:

 

你曾是我的死亡
你,我可以握住
当一切从我这里失去的时候

           ——保罗·策兰

 

你别赤脚在这草地上漫步
我的花园到处是星星的碎片
           
——索德格朗

 

在开始这次回忆之前,本打算把这些书都找出来。但环顾四周的书架,那些曾点燃我工作和生活的书竟然无处可寻。或许,这也就是十年来我的阅读宿命:最终选择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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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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